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，他16岁就参加了红军，身经百战，九死一生，为新中国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993年段苏权逝世后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出席了悼念会。

她说起了一段发生在长征期间的往事：“长征路上，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。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谁知道他拖着被打碎的脚，一路乞讨又爬回了部队……”

正是因为这段传奇经历， 段苏权从此有了“乞丐将军”的外号。

在他流落民间、负伤乞讨的半年多的时间里，得到过几位好心老百姓的救助。

段苏权归队以后，始终没有没有忘记当年的恩人，一直四川一带苦苦寻找。

落难红军

1934年10月，贺龙、任弼时率领的红二、六军团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，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。

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将士在梵净山一带打游击，掩护主力东进。

独立师在黔东一带的行动成功迷惑到了敌人，黔军军阀王家烈错估形势认为这才是红军主力，于是便放弃追击红二、六军团，转而围攻独立师。

独立师在黔东20多天内，战斗高达20余次，牵制敌方11个团1万多人，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东征的任务。

但与此同时，黔东独立师也深陷重围，所有的道路都被敌军封锁。

王光泽、段苏权浴血奋战，于11月25日进入秀山邑梅地区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段苏权遭到地主武装何良成部伏击，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。

他失去支撑，倒在街上无法动弹。师长、战士们看到政委一路流血，劝说他上了担架。

可是情况越来越糟糕。

当地的反革命势力看到红军战士被打散，如闻到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，一路发疯地围追堵截。

独立师的红军战士不断牺牲、被俘。

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段苏权一个人流落到了苏家坡的园埂脚下。

他失血过多，饥寒交迫，昏迷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

在秀山县雅江乡谢家坡的枫树林中，居住着李木富等五户土家族农民。

1934年11月26日下午，李木富和妻子杨妹吃过午饭，正准备上山干活时，发现外面枪声四起，杀声震天。

身处乱世，这样的情形已经成了稀疏平常之事。

李木富听到外面在打仗，只得闭门不出，在家里躲避战火。

直到第二天一早，几个村里的孩子急匆匆跑来报信说：“有个红军倒在苏家坡的园埂脚，口里还在喘气。”

李木富一听，就叫上了堂弟李木才，往苏家坡跑去。

他们走到岩坎上一看，果然有个红军倒在地上奄奄一息，看起来只剩最后一口气。

这个重伤的红军，正是被敌人围剿落单的段苏权。

李木富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是本性善良又富于侠义感。

他知道红军是为了老百姓打天下的，所以没有丝毫犹豫，背起段苏权就往家走。

他边走边想，把红军兄弟安排在什么地方养伤才安全呢？

不知不觉，就走到了自家屋前的灵官庙了。

李木富灵机一动，将受伤的段苏权藏到了灵官庙里。

邻居土家族农民苏仕华听说李木富背来一个受伤的红军，也赶来庙里探望。

可是李木富的老婆提出了反对意见：“你把他安置在灵官庙里，要是烧香的人发现，他不就救不回来了？”

李木富和苏仕华听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又决定将段苏权转移到屋后面的岩洞里去养伤。

岩洞荆棘丛生，还有竹子掩盖，是个很隐蔽的地方。

当夜，苏仕华帮助李木富两口子把岩洞打扫了一下，铺上稻草和棉被。

然后，他们趁着夜色把段苏权转移到岩洞里躺下，并安慰说：“你在这里安心养伤。我们早晚给你送些吃喝来。”

一路乞讨回部队

没多久，收到风声的民团就上门要人了。

他们逼着李木富去了藏人的岩洞，重伤的段苏权手无寸铁，无法抵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随身携带的3块大洋被搜走。

李木富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，歉疚地看着他。

在确定段苏权身上已经搜不出来任何值钱东西后，民团头子抡起大刀，准备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。

就在这时，李木富突然冲上来，抱着民团头子的大腿苦苦哀求道：“莫造孽啊！他都快死了，你们可怜可怜他吧，何必背条命债啊！”

李木富是裁缝，曾经给这些本地团兵做过衣服，和他们也有些交情。

民团头目见状，恶狠狠地瞪了段苏权一眼，吆喝人下山了。

就这样，段苏权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他伤势过重，伤口红肿发炎，不省人事。

李木富两口子知道，这样下去他肯定会没命，心里十分焦急。

有一天，李木富打听到青山坪有位能治枪伤的草药医生。

他冒着呼啸的北风，翻山越岭来到青山坪，找到草药医生，买了一吊铜钱的刀伤药。

那草药果真有效，段苏权喝了几天后，烧退了，伤口也慢慢愈合了。

杨妹很小心地照顾红军兄弟，除每三五天换一次药外，还常煮荷包蛋给他补补身子。

苏仕华也常去洞中看望，并送去一些吃的。

经过了40多个日日夜夜，段苏权终于转危为安。

可是伤好后，他的心里始终惦记着红军队伍，连做梦都思念着战友。

为了能尽快好起来，他每天都用一根简陋的木棍当手杖，尝试在洞里行走。

1935年元月一个晚上，段苏权爬出岩洞，蹒跚地走到李木富家，和这对照顾了自己许久的夫妇告别。

他含着泪水说：“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我，给我医治枪伤，简直比亲人还亲……”

李木富和杨妹听说红军兄弟要走，心里都很舍不得。苏仕华和附近的土家族农民也闻讯赶来，大家围坐在火炕旁与段苏权话别。

苏仕华请木匠给段苏权做了一副木杖，李木富又给段苏权凑了一百文钱当路费。

次日清晨，这群淳朴的土家族农民送红军兄弟上路了。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看着他背影渐渐消逝才回家。

一心想着赶回部队的段苏权此时还不知道，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。

师长王光泽在部队被打散后，跑到贫苦农民吴荣友的家里休息了两日，在吴荣友的掩护下打算前往湘西，走到上川川时因为口音不对，被抓捕起来送到了永兴乡公所。

不久后便有人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川军旅长田冠五大摆酒宴想要招降这位鼎鼎大名的红军师长，结果被王光泽怒斥，恼羞成怒的田冠五当即对王光泽施了重刑，并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功。

1934年12月21日，被敌人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。

直到1982年，在酉阳县人民政府的努力下，将王光泽的尸骨重新发掘移葬于龙潭镇烈士陵园。

在发掘过程中，除了尸骨以外，还有一副重达0.8公斤的铁镣在他的脚骨处。

而段苏权一瘸一拐一路乞讨，每天讨点残羹剩饭，苟延残喘，从秀山县走到了老家茶陵。

当时茶陵国民党当局见他一副落魄的样子，并不知道这个14岁离乡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独立师政委，再加上父亲的打点，以及他为了迷惑敌人，和同乡谭秋英结婚，又跑到私塾读书，这才对他放松了警惕。

1937年9月，在父亲、妻子以及同乡的帮助下，段苏权踏上了从长沙前往山西的火车。

时隔三年，段苏权终于在山西太原找到他的老首长任弼时，顺利归队。

当任弼时看到段苏权“死而复生”从天而降时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半天才激动地说：“原来你还活着啊!”

这三年来，他杳无音信，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已经死在了战场上，部队连追悼会都召开了。

回到部队的段苏权，再一次投入了革命的腥风血雨之中。

归队后段苏权成为抗大三期学员，次年结业后先是担任抗大政治教员，1939年春进入中央马列学院攻读政治理论。

1940年，段苏权任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。42年任平北地委书记，在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，坚持“反扫荡”作战。

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，段苏权任八纵司令员，率领八纵参加辽沈战役，并参加了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。

朝鲜战争期间，段苏权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，1955年授少将军衔。

昔日的年轻小将已经誉满天下，成为共和国赫赫有名的将军，但这都不能冲淡他对那段往事的怀念。

每每见到脚上那块伤痕，段苏权总能想起那几个无私的土家族农民，是如何冒着危险在生死一线将自己拉回来。

报恩之旅

在建国后，段苏权曾多次打算去当年战斗过的川东南地区寻找救命恩人，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能如愿。

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党史工作的兴起，段苏权再也坐不住了。

1983年深秋时节，他怀着多年的夙愿，从北京来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川东南。

时隔多年，再回到战斗及蒙难的故地，段苏权感慨万千。

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，他走遍了秀山县，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。

由于年代已久，加上他当年也未给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因此始终没有打听到救命恩人的下落。

怀着满腔遗憾，段苏权不得不回到了北京。

临走前，他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继续寻找恩人的下落。

就在段苏权回京后不久，“寻找救治红军战士的土家农民”的消息传到了李木富家中。

当时的李木富已经84岁高龄，妻子杨妹早已过世。

他听说了有一位开国将领在秀山寻找救命恩人，觉得这个人很像自己在1934年救过的那个红军，因此赶紧叫大儿子李芝全给县委领导写信，回忆了当年救治老红军来的经过。

秀山县党史办干部接到信后，随即来到老人家里，终于弄清了50多年前的这段传奇情缘。

除了李木富以外，当年救助段苏权的苏仕华也还活着，已经94岁了。

当段苏权收到秀山县党史办寄来的恩人照片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他亲笔写了一封回信，并寄出了当时400元工资里的一半，分给李木富、苏仕华与其他送过饭的乡亲们。

段苏权在信里写到：

见到几位土家族老人的照片，我是多么的高兴呀！他们无愧于作为红军的亲人，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……

此后，段苏权多次寄信、寄钱去回报这几位土家族老人。

1984年4月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府将一块写着“红军的亲人”的挂匾送到了李木富老人的家中，表扬他在60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营救红军的义举，当年段苏权养伤的山洞也被取名为“红军洞”。

直到很多年后，段苏权的后代与李木富的后代仍有来往，李木富的孙子一直保存着段苏权寄来的书信，一代一代流传下去。